吕伯恭
因说南轩东莱，或云：「二先生若是班乎？」寿昌曰：「不然。」先生适闻之，遂问如何。曰：「南轩非寿昌所敢知，东莱亦不相识。但以文字观之，东莱博学多识则有之矣，守约恐未也。」先生然之。寿昌。
某尝谓，人之读书，宁失之拙，不可失之巧；宁失之低，不可失之伯恭之弊，尽在于巧。
伯恭说义理，太多伤巧，未免杜撰。子静使气，好为人师，要人悟。一云：「吕太巧，杜撰。陆喜同己，使」
或问东莱象山之学。曰：「伯恭失之多，子静失之寡。」柄。
或问：「东莱谓变化气质，方可言学。」曰：「此意甚善。但如鄙意，则以为学乃能变化气质耳。若不读书穷理，主敬存心，而徒切切计较于昨非今是之间，恐亦劳而无补也。」
伯恭更不教人读论语。
伯恭教人看文字也粗。有以论语是非问者。伯恭曰：「公不会看文字，管他是与非做甚？但有益于我者，切于我者，看之足矣。」且天下须有一个是与不是，是处便是理，不是处便是咈理，如何不理会得？赐。
「躬自厚而薄责于人，则远怨矣。」吕丈旧时性极褊急，因病中读论语，于此有省，后遂如此好。广录云：「伯恭言，少时爱使性，才见使令者不如意，便躁怒。后读论语云云。某尝问路德章：『曾见东莱说及此否？』」
伯恭要无不包罗，只是扑过，都不精。诗小序是他看不破。薛常州周礼制度都不能言。邵数亦教季通说过一遍，又休了。
东莱聪明，看文理却不子细。向尝与较程易，到噬嗑卦「和而且治」，一本「治」作「洽」。据「治」字于理为是，他硬执要做「洽」字。「和」已有洽意，更下「洽」字不得。缘他先读史多，淳录作「读史来多而」。所以看粗着眼。读书须是以经为本，而后读史。
李德之问：「系辞精义编得如何？」曰：「编得亦杂，只是前辈说话有一二句与系辞相杂者皆载。只如『触类而长之』，前辈曾说此便载入，更不暇问是与不是。」
或问系辞精义。曰：「这文字虽然是裒集得做一处，其实于本文经旨多有难通者。如伊川说话与横渠说话，都有一时意见如此，故如此说。若用本经文一二句看得亦自通，只要成片看，便上不接得前，下不带得后。如程先生说孟子『勿忘，勿助长』，只把几句来说敬。后人便将来说此一章，都前后不相通，接前不得，接后不得。若知得这般处是假借来说敬，只恁地看，也自见得程先生所以说之意，自与孟子不相背驰。若此等处，最不可不知。」
人言何休为公羊忠臣，某尝戏伯恭为毛郑之佞臣。
问东莱之学。曰：「伯恭于史分外子细，于经却不甚理会。有人问他『忠恕』，杨氏侯氏之说孰是？他却说：『公如何恁地不会看文字？这个都好。』不知是如何看来。他要说为人谋而不尽心为忠，伤人害物为恕，恁地时他方说不是。」义刚曰：「他也是相承那江浙间一种史学，故恁地。」曰：「史甚么学？只是见得浅。」
先生问：「向见伯恭，有何说？」曰：「吕丈劝令看史。」曰：「他此意便是不可晓。某寻常非特不敢劝学者看史，亦不敢劝学者看经。只语孟亦不敢便教他看，且令看大学。伯恭动劝人看左传迁史，令子约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，恰比孔子相似！」
伯恭子约宗太史公之学，以为非汉儒所及，某尝痛与之辨。子由古史言马迁「浅陋而不学，疏略而轻信」。此二句最中马迁之失，伯恭极恶之。古史序云：「古之帝王，其必为善，如火之必热，水之必寒：其不为不善，如驺虞之不杀，窃脂之不谷。」此语最好。某尝问伯恭：「此岂马迁所能及？」然子由此语虽好，又自有病处，如云：「帝王之道以无为宗」之类。他只说得个头势大，下面工夫又皆疏空。亦犹马迁礼书云：「大哉礼乐之道！洋洋乎鼓舞万物，役使群动。」说得头势甚大，然下面亦空疏，却引荀子诸说以足之。又如诸侯年表，盛言形势之利，有国者不可无；末却云：「形势虽强，要以仁义为本。」他上文本意主张形势，而其末却如此说者，盖他也知仁义是个好底物事，不得不说，且说教好看。如礼书所云，亦此意也。伯恭极喜渠此等说，以为迁知「行夏之时，乘殷之辂，服周之冕」，为得圣人为邦之法，非汉儒所及。此亦众所共知，何必马迁？然迁尝从董仲舒游，史记中有「余闻之董生云」，此等语言，亦有所自来也。迁之学，也说仁义，也说诈力，也用权谋，也用功利，然其本意却只在于权谋功利。孔子说伯夷「求仁得仁，又何怨」！他一传中首尾皆是怨辞，尽说坏了伯夷！子由古史皆删去之，尽用孔子之语作传，岂可以子由为非，马迁为是？可惜子约死了，此论至死不曾明！圣贤以六经垂训，炳若丹青，无非仁义道德之说。今求义理不于六经，而反取疏略浅陋之子长，亦惑之甚矣！
问：「东莱大事记有续春秋之意，中间多主史记。」曰：「公乡里主张史记甚盛，其间有不可说处，都与他出脱得好。如货殖传，便说他有讽谏意之类，不知何苦要如此？世间事是还是，非还非，黑还黑，白还白，通天通地，贯古贯今，决不可易。若使孔子之言有未是处，也只还他未是，如何硬穿凿说！」木之又问：「左氏传合如何看？」曰：「且看他记载事迹处。至如说道理，全不似公谷。要知左氏是个晓了识利害底人，趋炎附势。如载刘子『天地之中』一段，此是极精粹底。至说『能者养之以福，不能者败以取祸』，便只说向祸福去了。大率左传只道得祸福利害底说话，于义理上全然理会不得。」又问：「所载之事实否？」曰：「也未必一一实。」子升问：「如载卜妻敬仲与季氏生之类，是如何？」曰：「看此等处，便见得是六卿分晋、田氏纂齐以后之书。」又问：「此还是当时特故撰出此等言语否？」曰：「有此理。其间做得成者，如斩蛇之事；做不成者，如丹书狐鸣之事。看此等书，机关熟了，少间都坏了心术。庄子云：『有机械者必有机事，有机事必有机心，则纯白不备。纯白不备者，道之所不载也。』今浙中于此二书，极其推尊，是理会不得。」因言：「自孟子后，圣学不传，所谓『轲之死不得其传』。如荀卿说得头绪多了，都不纯一。至扬雄所说底话，又多是庄老之说。至韩退之唤做要说道理，又一向主于文词。至柳子厚却反助释氏之说。因言异端之教，汉魏以后，只是老庄之说。至晋时肇法师，释氏之教始兴。其初只是说，未曾身为。至达磨面壁九年，其说遂炽。」
「伯恭解说文字太尖巧。渠曾被人说不晓事，故作此等文字出来，极伤事。」敬之问：「大事记所论如何？」曰：「如论公孙弘等处，亦伤太巧。」
伯恭大事记辨司马迁班固异同处最好。渠一日记一年。渠大抵谦退，不敢任作书之意，故通鉴左传已载者，皆不载；其载者皆左传通鉴所无者耳。有太纤巧处，如指出公孙弘张汤奸狡处，皆说得羞愧人。伯恭少时被人说他不晓事，故其论事多指出人之情伪，云：「我亦知得此。」有此意思不好。
东莱自不合做这大事记。他那时自感疾了，一日要做一年。若不死，自汉武至五代，只千来年，他三年自可了此文字。人多云，其解题煞有工夫。其实他当初作题目，却煞有工夫，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。解题只见成，检令诸生写。伯恭病后，既免人事应接，免出做官，若不死，大段做得文字。
因说伯恭少仪外传多琐碎处，曰：「人之所见不同。某只爱看人之大体大节，磊磊落落处，这般琐碎便懒看。伯恭又爱理会这处，其间多引忍耻之说，最害义。缘他资质弱，与此意有合，遂就其中推广得大。想其于忠臣义士死节底事，都不爱。他亦有诗，说张巡许远那时不应出来。」
伯恭是个宽厚底人，不知如何做得文字却似个轻儇底人？如省试义大段闹装，说得尧舜大段胁肩谄笑，反不若黄德润辞虽窘，却质实尊重。馆职策亦说得慢，不分晓，后面又全无紧要。伯恭寻常议论，亦缘读书多，肚里有义理多。恰似念得条贯多底人，要主张一个做好时，便自有许多道理，升之九天之上；要主张做不好时，亦然。
或言：「东莱馆职策、君举治道策，颇涉清谈，不如便指其事说，自包治道大原意。」曰：「伯恭策止缘里面说大原不分明，只自恁地依傍说，更不直截指出。」
伯恭文鉴，有正编其文理之佳者；有其文且如此，而众人以为佳者；有其文虽不甚佳，而其人贤名微，恐其泯没，亦编其一二篇者；有文虽不佳，而理可取者，凡五例。先生云：「已亡一例，后来为人所谮，令崔大雅敦诗删定，奏议多删改之。如蜀人吕陶有一文论制师服，此意甚佳，吕止收此一篇。崔云：『陶多少好文，何独收此？』遂去之，更参入他文。」
先生方读文鉴，而学者坐定，语学者曰：「伯恭文鉴去取之文，若某平时看不熟者，也不敢断他。有数般皆某熟读底，今拣得也无巴鼻。如诗，好底都不在上面，却载那衰飒底。把作好句法，又无好句法；把作好意思，又无好意思；把作劝戒，又无劝戒。」林择之云：「他平生不会作诗。」曰：「此等有甚难见处？」淳录云：「伯恭文鉴去取，未足为定论。」
东莱文鉴编得泛，然亦见得近代之文。如沈存中律历一篇，说浑天亦好。
伯恭所编奏议，皆优柔和缓者，亦未为全是。今丘宗卿作序者是旧所编。后修文鉴，不止乎此，更添入。
尝语吕丈编奏议，为台谏怀挟。
伯恭祭南轩文，都就小狭处说来，其文弱。
吕伯恭文集中如答项平父书，是傅梦泉子渊者；如骂曹立之书，是陆子静者。其它伪者想又多在。
伯恭亦尝看藏经来。然甚深，不见于言语文字间。有些伯术，却忍不住放得出来，今害人之甚！
「可怜子约一生辛苦读书，只是竟与之说不合！今日方接得他三月间所寄书，犹是论『寂然不动』，依旧主他旧说。时子约已死。它硬说『寂然不动』是耳无闻，目无见，心无思虑，至此方是工夫极至处。伊川云：『要有此理，除是死也！』几多分晓！某尝答之云：『洪范五事：貌曰僵，言曰哑，视曰盲，听曰聋，思曰塞，方得！还有此理否？』渠至死不晓，不知人如何如此不通？」用之云：「释氏之坐禅入定，便是无闻无见，无思无虑。」曰：「然。它是务使神轻去其体，其理又不同。神仙则使形神相守，释氏则使形神相离。佛家有『白骨观』，初想其形，从一点精气始，渐渐胞胎孕育，生产稚乳，长大壮实，衰老病死，以致尸骸胖胀枯僵，久之化为白骨。既想为白骨，则视其身常如白骨，所以厌弃脱离而无留恋之念也，此又释氏之最下者。」以下子约。
「今日得子约书，有『见未用之体』一句，此话却好。」问：「未用，是喜怒哀乐未发时，那时自觉有个体段则是。如着意要见他，则是已发？」曰：「只是识认他。」士毅。广录云：「近得子约书，有『未发之本体』一句，此语甚好。人须是看得这个分晓，始得。」
答子约书云：「目下放过了合做底亲切工夫，虚度了难得少壮底时日！」
观吕子约书，有论读诗及刘壮舆字画一段。曰：「某之语诗，与子约异。诗序多附会，须当观诗经。渠平日写书来，字画难晓。昔日刘元城戒刘壮舆，谓此人字画不正，必是心术不明，故写此一段与之。子约书又云：「昨读左传刘康公说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』，下云：『君子勤礼，小人尽力』，见得古人说道理平实，不张皇，而着实下手，随贵贱高卑皆有地位。非如后世此之为可，而此之为不可，人有所不可为，道有所不可行也。」先生曰：「此一段议论却好。」
吕子约死，先生曰：「子约竟赍着许多鹘突道理去矣！」
先生问：「吕子约近况如何？」曰：「吕丈在乡里，方取其家来，骨肉得团聚，不至落寞。」曰：「得渠书，多说仙郡士友日夕过从，以问学为乐。罪大责轻，迁客得如此，过分矣。亦是仙郡士友好学乐善，岂非衡州流风余韵所及乎！」嗟叹久之。又问曰：「识章茂献否？」曰：「尝见之，亦蒙教诲。」曰：「江西士大夫如茂献亦难得。」又言：「吴伯丰有见识，力学不倦。」祖道因言伯丰自植立事。曰：「此某知之有未尽，不意伯丰能如此。」
伯恭门徒气宇厌厌，四分五裂，各自为说，久之必至销歇。子静则不然，精神紧峭，其说分明，能变化人，使人旦异而晡不同，其流害未艾也。以下门人。
婺州士友只流从祖宗故事与史传一边去。其驰外之失，不知病在不曾于论语上加工。
浙间学者推尊史记，以为先黄老，后六经，此自是太史谈之学。若迁则皆宗孔氏，如于夏纪赞用行夏时事，于商纪赞用乘商辂事，高祖纪赞则曰「朝以十月，车服黄屋左纛」，盖讥其不用夏时商辂也。迁之意脉恐诚如是，考得甚好。然但以此遂谓迁能学孔子，则亦徒能得其皮壳而已。假使汉高祖能行夏时，乘商辂，亦只是汉高祖，终不可谓之禹汤。此等议论，恰与欲削乡党者相反。
先生出示答孙自修书，因言：「陆氏之学虽是偏，尚是要去做个人。若永嘉永康之说，大不成学问，不知何故如此。他日用动静间，全是这个本子，卒乍改换不得。如吕氏言汉高祖当用夏之忠，却不合黄屋左纛。不知纵使高祖能用夏时，乘商辂，亦只是这汉高祖也，骨子不曾改变，盖本原处不在此。」
伊川发明道理之后，到得今日，浙中士君子有一般议论，又费力，只是云不要矫激。遂至于凡事回互，拣一般偎风躲箭处立地，却笑人慷慨奋发，以为必陷矫激之祸，此风更不可长。如严子陵是矫激分明，吕伯恭作祠记，须要辨其非矫激。想见子陵闻之，亦自一笑。子陵之高节，自前汉之末，如龚胜诸公不屈于王莽者甚多，汉书末后有传可见。光武是一个读书识道理底人，便去尊敬严子陵。子陵既高蹈远举，又谁恤是矫激不是矫激在！胡文定父子平生不服人，只服范文正公严子陵祠记云：「先生之心，出乎日月之上；光武之量，包乎天地之外。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，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？」直是说得好！其议论什么正大！往时李太伯作袁州学记说崇诗书，尚节义，文字虽粗，其说振厉，使人读之森然，可以激懦夫之近日浙中文字虽细腻，只是一般回互，无奋发底意思，此风渐不好。其意本是要惩艾昔人矫激之过，其弊至此。孔子在陈，思鲁之狂士，盖狂士虽不得中，犹以奋发，可与有为。若一向委靡，济甚事！又说：「固是矫激者非。只是不做矫激底心，亦是私意。大凡只看道理合做与不合耳，如合做，岂可避矫激之名而不为！」
郑子上问：「昨日所说浙中士君子多要回互以避矫激之名，莫学颜子之浑厚否？」曰：「浑厚自是浑厚。今浙中人只学一般回互底心意，不是浑厚。浑厚是可做便做，不计利害之谓。今浙中人却是计利害太甚，做成回互耳，其弊至于可以得利者无不为。如陈仲弓送宦者葬，所谓有仲弓之志则可，无仲弓之志则不可。」因说，东汉事势，士君子欲全身远害，则有不仕而已。若出仕遇宦官纵横，如何畏祸不与他理会得！若未免仕，只得辞尊居卑，辞富居贫。若既要为大官，又要避祸，无此理。
问：「前蒙赐书中，有『近日浙中学者多靠一边』，如何？」曰：「往往泥文义者只守文义，沦虚静者更不读书。又有陈同父一辈说又必求异者。某近到浙中，学者却别，滞文义者亦少。只沈晦叔一等，皆问着不言不语，说着文义又却作怪。」
近日浙中一项议论，尽是白空撰出，觉全捉摸不着。恰如自家不曾有基地，却要起甚楼台，就上面添一层，又添一层，只是道新奇好看，其实全不济事。又云：「空撰出许多说话，如掜眼生花。」
叔度与伯恭为同年进士，年又长，自视其学非伯恭比，即俯首执子弟礼而师事之，略无难色，亦今世之所无耳。叔度。
叔度应童子进士词科，然竟以不能随世俛仰，不肯一日置其身于仕路也。
自叔度以正率其家，而子弟无一人敢为非义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