浮邱子曰：所贵乎君子者，其行懔懔，其言恢恢，其行暗暗，其言炤炤。以懔懔者治其方寸，以恢恢者治其四旁，以暗暗者为其精神，以炤炤者为其气象。裹乎精神谓之实，流乎气象谓之名。且夫用其实治天下，而实必有载载之其名，故君子不能毋用其名治天下。用其行治天下，而行必有丽丽之其言，故君子不能毋用其言治天下。用其名治天下，乃有名，乃有实。用其言治天下，乃有言，乃有行。《春秋传》曰：“言不可以已也。”其是之谓矣。今也不然，惧吾言之而众窥其浅深也，于是诡于不言以神之；惧吾多言之而众滋其然疑也，于是诡于不多言以盖之。

　　且夫不言而成，天之叙也；不多言而中，圣之指也。今也不然，不言则有十遁，不多言则有十居。

　　十居维何？多言则愚泄，尔乃匿其愚，居其智。多言则丑泄，尔乃匿其丑，居其雅。多言则诈泄，尔乃匿其诈，居其忠。多言则佞泄，尔乃匿其佞，居其仁。多言则浇泄，尔乃匿其浇，居其良。多言则愤泄，尔乃匿其愤，居其和。多言则枝泄，尔乃匿其枝，居其根。多言则罅泄，尔乃匿其罅，居其奥。多言则垢泄，尔乃匿其垢，居其絜。多言则杂泄，尔乃匿其杂，居其壹。

　　《诗》曰：“日居月诸，胡迭而微？心之忧矣，如匪澣衣。”今睹遁者、居者之状，则忧患其有已乎？是故十遁则有四窒，十居则有四匮。

　　四窒维何？遁之亟，则有流心，而修省窒。遁之亟，则无长策，而举措窒。遁之亟，则纳阿偏，而忠规谠论窒。遁之亟，则成壅鬲，而四方瞻卬窒。

　　四匮维何？居之惯，则工描画，而政体匮。居之惯，则负险深，而性行匮。居之惯，则饮鸩毒，而衽席之地匮。居之惯，则积疮瘠，而社稷苍生匮。

　　是故秦皇多忌讳之禁，隋炀对群臣多不语，非洞深也，兹所以踣其国也。商周之盛德而有诰，秦穆公之悔过而有誓，非繁劳也，兹所以长其世也。孔光不言温室树，李林甫借仗马以塞言者，非缜密也，兹所以文其奸也。李善感不效中外以言为讳，司马光事亡不可对人言，非劲露也，兹所以输其忠也。大底可言则言，少言不能明己意、尽物情，则多言，君子之所不禁也。尔乃诡于不言以为神，神必疑之；诡于不多言以盖天下，天下必梗之；不能天，而拟其不言而成，天必呵之；不能圣，而冒其不多言而中，圣必哂之。毋为神疑，毋为天下梗，毋为天呵，毋为圣哂，则宜豁然大洗其积而振德之。

　　《易》曰：“山下有风，蛊，君子以振民育德。”是故振十遁则有三达，振十居则有三底。

　　三达维何？达于上下古今而言，谓之龟鉴。达于是非可否而言，谓之药石。达于缓亟轻重而言，谓之倚杖。

　　三底维何？底于贤者，一言而解纠纷，累千万言而亦振聋启瞆矣。底于圣者，一言而存统绪，累千万言而亦经世行远矣。底于天者，一言而剖造化，累千万言而亦配天立极矣。《春秋传》曰：“言以足志，文以足言。”其是之谓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