话说康有为因与张乔芬争充局董，有为先自串通几个乡中绅耆，帮助自己。张乔芬料然争他不过，即请教潘学士。那潘学士是最嫉康有为的，因他行止声名不大好，断不肯令他充十三乡局绅，当下即暗嘱张乔芬如此如此。乔芬领了潘学士密计，因为康有为要逼自己交出局戳，就挥了一函与康有为，说称局戳已交至潘学士处，请康有为到潘学士处领取。康有为信以为真，见了张乔芬那封书之后，即欢喜对人道：“今番局戳到潘手了。”便独自一人乘了一顶轿子，跑到潘太史第来。先自把个名刺传进去，少时见阍人传出一个请字。即时下轿，转令轿夫等候，独进门里去。由阍人引至厅上坐下。等了半天，不见潘学士出来相会，心中大为诧异。正待向阍人问个原故，只见有两个人从后堂转出，向康有为招呼。那康有为当自己是个新任局绅，摆出个大架子，任那两人恭恭敬敬招呼他，他却不起身。只大模大样，略把头一点。那两人已怒他荒谬，明知他是康有为，却诈作不知，故问他尊姓。康有为只答一个“康”字，亦不还向那两人问讯。那两人怒极说道：“你就是康有为么？”康有为点首道：“不差，想我是新充十三乡局绅的康夫子，你们知道了……”说犹未了，只见那两人发狠道：“你就是康有为，该打，该打！”说着，只见后面几个人跑出来，康有为听得一个“打”字，已自心惊。又见几个人一齐跑出，慌得面色也青了，鞋不及穿，向门外就走。早被那几人轻轻赏了几拳，故意把他纵了。
原来这个摆布，都是潘学士授计与张乔芬，引康有为到来，为他谋充局绅，要他当堂出丑的。自康有为走后，潘学士与张乔芬方从里面出来。问得情形，自然见得好笑。潘学士笑道：“那癫康天天说文明，我才把野蛮手段来对付他呢！”张乔芬等听了鼓掌而笑。潘学士即谓乔芬道：“你在这里权住几天，避他寻仇，然后拿回局戳，你只管办你事罢。待我禀知南海令，由你照旧办理局务便是。”张乔芬自然感激不提。
且说康有为走了出来，大声唤那轿夫时。轿夫见他身上仍穿长衣，足下仍穿了白袜，偏没有登鞋子。额上的汗如雨点下，面色青黄不定。这个情景，已自偷笑。即抬他回至寓里，领了轿钱便去。那康有为见了寓里的人，那时面上又由青黄转了黑色。愤然怒道：“好大个翰林！好大个主事！尽有日俺康子点了及第回来，教那老盲贼看。”一头骂，一头进里面去了。各人听了，却窃忖道：“他方才是很高兴出门去的，如何这个样子回来呢？一定是被人打走了。又一人道：“他出门时是说拜会潘学士的，并说去领局戳，想未必有打架的事。”又一人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他方才不是骂什么翰林主事，又骂什么老盲贼么？潘学士是个翰林出身，因眼疾自请回籍的，那主事想就是张乔芬了。一定为讨局戳出了丑回来了，若是不然，那有如此气恼呢！”各人都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”你一言，我一语，康有为也听得一二，料知是议论自己。细思潘、张二人如此轻视自己，罢了，罢了，若不谋个及第回来，怎能吐得气呢？
恰那年正是会试之期，即打点行李上京会试。只是朝里头自从甲午年间与日本开仗，被日人打得大败，又赔了二百兆两银子。及割了台湾方能了事，因此官场也知得外人强盛，己国衰弱了。康有为到京后，正乘此时显个名声，纵不能点得及第，也望得个高官，也好回乡与张乔芬算账。就联合了一班举人，上了一折，请都御史代奏，唤做“公车上书”。内中所言，不外是筑铁路、开矿务、裁冗员、设邮政、废科举、兴学堂等套话。惟就当时官场中人，个个都不通外情的，见了康有为等这本折子，差不多当他是天人了。惟朝家究竟不能见用，康有为好生抑郁，官瘾越加发作起来。猛然想起当时京中大员，都是讲《公羊》学的，就没命看了几回《公羊春秋》，揣摩了几篇时墨，那次会试竟侥幸中了第五名进士，点得一名工部主事。因为不能点得翰林，仍是失意。惟当时有几位大官执政的，见康有为能说什么公羊婆羊。前者公车上书又能谈得新学，倒欢喜他，以为他不知有多大本领。
就中一位是状元及第出身，正任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姓翁名同龢，号叔平，是江苏常熟人氏。又有一位是李端芬，号芯园，乃贵州人氏，方任礼部侍郎。那李侍郎是他门生梁启超的相亲，因梁启超中举，正是李端芬充广东大主考———取中梁启超的。他见启超少年中举，就把侄女嫁与启超为妻。康有为凭这条路夤缘起来。李侍郎亦欲得一条升官捷径，正好借变法之名，望清廷重用，因此乐得与康有为结交，故要替康、梁二人保荐。原来康有为有许多瘾癖的：第一是做圣人的瘾，像明末魏阉一般，要学孔子。第二是做教主的瘾，像欧洲前时的耶稣，今时的罗马教皇。第三就是做大官的瘾了。既自中了进士，得几个红顶白须赏识，那官瘾更自发兴，便与梁启超商议，看有何进身之计。想来想去，自然要先靠李端芬，就与梁启超天天在李端芬那里走动。李端芬既有意推荐，就介绍他多识几个京官，如学士张伯熙、徐致靖，也往来渐熟了。康有为这回觉渐已得势，但自忖御史有奏事之权，总要结交三五位御史都老爷，自是紧要的。偏又事有凑巧，有一位御史唤做杨深秀，与李端芬是有个师生情分的，所以康有为先结识了他。又由杨御史介绍，如尚书徐会澧、御史宋伯鲁，都成了知己。
这时京官之中，已有多人吹嘘康有为，故当时尚书衔总署大臣张侍郎荫桓也有来往。那张荫桓号樵野，亦是广东南海人氏，与康有为只是邻乡，自然逐渐亲密。时荫桓屡使外国回来，知得外国文明政体，今见有个乡亲康有为好谈西法，如何不欢喜？况荫桓以吏员出身，自己见半生来不能巴结上一名举人进士，故平日见了同乡的读书人，是最欢喜接见的。且康有为能说西法，因此款接之间，动要讨论政治。那康有为本有点子聪明，虽于西国政治不大通晓，惟看过几部《泰西新史揽要》的译本，加以口若悬河，自能对答得来，荫桓不及细查，即赞道：“足下如此通达时务，将来实不难发迹，不特我们广东里头将来多个大员，且朝廷若要变政，也得多一个帮手。”康有为听了，暗忖自己方要做个先进，今张侍郎只说他得个帮手，已好生不悦，但正要靠荫桓的势力，自不敢冲撞荫桓。因张荫桓那时正当总理各国事务大臣，身佩七个银印，正是红极的时候，有为如何不靠他呢？因此就信口答道：“此事全靠乡大人提拔，门生就感激了。”张荫桓道：“际会自有其时，现朝中同心的尚少，变政两字是目下不易办到的，足下尽安心听听机会也罢了。”康有为听到这里，因自己那种切望升官的念头已是禁压不住，今张侍郎还要听候机会，好不耐烦，便答道：“国势危极了，这会若不速行变政，还待得几时？只怕列强瓜分中国的大祸也不久出现了，门生位卑不合言高，求乡大人力对皇上奏请施行才是。”张侍郎道：“变法两字是小弟最欢喜的，但那些宗室人员和那一班旧学的大吏，大半是反对的，目下如何干得？弟非为怕事，只利害时机不可不审，足下总要想透才好。”康有为道：“大人这还有见不到处，因朝中大员赞成的已不少了。”张侍郎听了，便问：“赞成者究有何人？”康有为道：“太傅爵相李鸿章是最谈洋务的，他料然不反对。至现在军机大臣协办翁同龢，也令小弟呈上条呈。其余李端芬侍郎、徐会浓尚书、张百熙阁学、徐至靖学士、孙家鼐尚书，多半是赞成的。至于大学士徐相、尚书许应蹼、怀塔布，虽或反对，然他们是个畏事的人，纵不赞成，哪里敢来抗阻？故就小弟愚见看来，这机会是断不可失的。”荫桓听了，觉翁同龢是咸安宫总裁、上书房总师傅，是个言听计从的人，在军机里头颇有势力，若他赞成变法，料可干得来。原来张侍郎是最服翁同龢的，因此就中了康有为之计。
自此，康有为天天到张侍郎那里谈天，都是怂恿张侍郎，请他奏请速行变法，及运动他保荐自己。又常常把书信送给张荫桓，张荫桓不胜其扰，早知他如此变法，必要弄出事来。但张荫桓是赞成变法的，又见翁同龢且如此赞成，自己纵不相助，尽该在旁观看，便不理康有为，只静中看他如何做法。惟康有为并不知张荫桓心事，只当张荫桓是被自己笼络上手，因此那点雄心更发作了。又念欲行大志，总要自己党人多些居高位，较为有力，一来设法使他们升官，变法之事由他们做起，有功时自然数典不忘祖，要归功于己。若有过时，就由他们抵挡，岂不甚好。天天打算要先荐自己党羽出身。因康有为未中进士以前，当甲午战败之际，在京时曾结了一个保国会，这保国二字是很阔大的，不知是保中国还是保清国。惟对着满人就说是保清国，若对汉人就说是保中国不保大清这等宗旨，正像俗语说的两骑牛。所以当时北京风气初开，都闻得保国会三字来相从附，整整有几十人之多。过半是候补马差人员，未有官职，满肚牢骚的，如岑炳元、林旭、谭嗣同、唐才常、刘光第、杨锐，与门生梁启超、亲弟康广仁，统通是保国会人物。那时节康有为因为谋大官，要先荐同党，故官瘾更大，把从前称圣称贤的念头抛到爪哇国去了。
但左右思量，欲援引自己党羽，总无门路。便往请见翁同龢，求他设法，翁同龢道：“足下举动，每每为人不喜欢，因何自己太过不敛迹？就是把你保荐出来，怕今天老夫上了保章，明天就有递折来参劾你的，这样如何是好？”康有为道：“弟思量得一计，恩相不如先奏一本，请皇上谕令各大臣保举贤才，方今国势危弱，待才而用。这一本奏折不怕皇上不准的，若然有谕旨准奏，然后保举小弟一班人，自然有所建白，必不负恩相抬举。”翁同龢听了，觉此计甚好，连称“妙极”，也一一领诺。康有为去后，过两日，翁同龢由军机处入值上书房，就亲自递了一本奏折，内里都是说国势式微，由于人才乏绝，不如令内外三品以上大臣举保贤良这等语。当时清帝见了，觉此折所说未尝不是，就面谕翁同龢道：“此策甚好，可以收揽人才，为转弱为强之计。”便批出准奏，谕令各大臣保荐。翁同龢更奏道：“往时诏举贤才，只是循行故事，今番总要认真。若所举确系贤才，就宜立刻破格录用。”清帝亦当面允奏，翁同龢好不欢喜。退值后，即与三五知己商妥，或保荐一人或二人，统把康有为的党羽来保举。可怜翁同龢做了几十年大员，一旦被康有为愚弄，就保出那一班怪异，弄出大大的风潮出来。正是：
休云老相能谋国，竟把奇魔当得人。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